案情介绍

2003年，C先生租赁国有企业土地，当时该地是垃圾堆积的水塘低洼地。经与企业老总协商，C先生清理场地后获得租赁权并建房，土地使用面积2800平米，房屋面积1610平米。此后，2015年C先生妻子注册汽车修理中心，2017年又在该房屋内装修注册饭店。

2018年9月X日，区政府作出征收决定。2019年4月X日，行政执法局作出限期拆除决定，但主体并非C先生。同年8月，C先生与土地出租方租赁协议因征收到期终止。2020年11月，征收单位工作人员与C先生协商，让其先交饭店房屋，并承诺支付XXX万提前搬家奖励（经土地使用权人转交）。11月X日，XXX万到账，12月X日，C先生交付房屋，随后房屋被拆除。2020年11月X日至2022年，C先生共收到XXX万提前搬家奖励，来自其名下某公司和妻子名下某汽车中心。

征收单位以C先生非被征收人，将其补偿纳入土地使用权人范围，未给予营业损失和房屋补偿，让其找土地使用权人索要，称属民事纠纷。2019年9月X日，征收单位与土地使用权人草签协议，约定各租赁户补偿由征收单位评估、土地使用权人发放。其中，100 - 1号租赁户自建2400多平米房屋补偿XXXX多万，C先生1600平米仅补偿XXX万，其余800平米租赁户获补偿XXXX多万。C先生向区政府申请履行补偿安置职责，区政府答复其不是被征收人。C先生起诉区政府，一审判决后二审已立案一个月，一审有律师代理，二审尚未委托律师。2023年，信访单位组织协商后，C先生、土地使用权人与征收单位签订重新评估协议，但问题未解决。

当事人诉求 

C先生希望委托律师代理二审案件，与法官沟通案件情况，争取应得权益。同时，咨询后续是否需起诉土地使用权人及可能涉及的其他法律程序，以明确维权方向。

北京一讼李主任法律分析建议

李主任指出，本案核心是征收单位否认C先生被征收人身份，进而否定其补偿利益。虽然土地使用权证在XX公司名下，但C先生在租赁土地上的建设属于重大添附行为。即便租赁合同有相关补偿约定，也不能完全排除C先生的权益。

从补偿角度看，C先生作为重大财产添附者和实际经营者，其添附财产（如装修设施设备、自建房屋）及停产停业损失应得到保障。然而，征收单位补偿答复仅关注房屋所有权，忽视了C先生的合理诉求，明显不合理。

从法律关系分析，XX公司只是转账主体，真正法律关系存在于征收方与C先生之间，征收方应对C先生全面补偿。此外，XX公司与征收方签订的补偿协议涉及C先生利益，确定补偿金额时应让C先生知情并征求意见，否则可能存在恶意串通损害其利益的情况。C先生可行使撤销权（注意一年期限），或考虑确认协议无效来厘清补偿款分配问题。

针对一审问题，李主任认为，一审法院引用另案737号判决认定C先生房屋违建存在问题。该判决当事人不是C先生，且限期拆除决定书未作为本案证据，法院调取另案卷宗可能超出调查权范围，认定事实证据不充分。

关于后续行动，李主任建议C先生起诉XX公司，以补偿款不足为由要求其出示证据。因为诉讼可能促使XX公司提供关键材料，明确补偿款分配标准和依据。在二审方面，此类案件按行政诉讼法规定，事实争议大、利益涉及广，申请开庭法院应当开庭，C先生可提出申请。在法律文书提交截止日期前提交代理意见不影响案件进程，即便不开庭，法院通常也会进行谈话询问，类似简化版开庭。